---

【作者简介】：

吴永平，男，1960年8月生于浙江省嘉兴市。1983年7月西南交通大学机械系机车柴油机专业本科毕业。先后在成都机车车辆厂、嘉兴市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浙江省人民政府经济合作交流办公室工作。现在浙江省工商业联合会工作，任副巡视员。

---

我的交大求学回忆录

**

文／吴永平 2016.4.18

（一）三考大学到峨眉

**
1977年7月份，我从浙江嘉兴第三中学（全县排名第二）高中毕业，那时前途渺茫。我是长子，按道理应去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但父亲关在牛棚里，家里需要我，居委会主任是隔壁邻居，知道我家里的情况，也就没强要求，我呆在家中无所事事。

我的班主任老师对我非常好，见我没事干，就向校方推荐，让我去看管一个所谓与“四人帮”有牵连的张老师（张老师后来成了我岳父），每天三毛钱。做看管工作就是看住别出事，也就比较空，我找了许多能找到的书籍看，消磨时光，充实自己。

10月份，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张老师见我没其他路可走，但喜欢看书，有点基础，就建议我考大学。我想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产生了考考试试的想法。在张老师的辅导下，我开始复习语文和数学。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就到了开考日子，我懵懵懂懂走进考场，又懵懵懂懂走出考场。因我没抱太大希望，也就没多大的心理压力。 快过年了，每逢佳节倍思亲，出于我父亲也在牛棚的同病相怜的感情，我与另一名看管（高中同班同学）商议后，在一天深夜，偷偷地带张老师回了一次家（同在三中校园内），与家人相聚，我俩还担任望风。此事被校方知道了，我的看管工作也就结束了。
转年1月份的一天上午放学时分，我隔壁邻居一位比我小两岁的女孩（后来成了我的第一个女朋友）兴冲冲跑来喊道：“吴永平，你考上了，学校门口有红榜”。我三步并作两步跑到三中门口，看到了一张红纸上写着四个人名字，三个是77届应届生，一个是低一届的学生，其中就有我，当时我的喜悦心情难以言表。事后一打听，才知道这只是上了分数线，还需体检和政审。
体检后我在家中等待，迟迟没见动静，就托父亲的同事去打听，被告知成绩还可以，但政审未通过，第一次高考就此结束。
1978年春节后，我开始第二次冲刺，到三中参加了高复班。我本来喜欢文科，特别喜欢文学，但牛棚中的父亲找人带话，搞文有政治风险，还是搞数理化好，加上受到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的影响，我转向选择理工科。这一年比较简单，除了学习就是学习，除了复习就是复习。参考、上线、体检，政审还是没通过，第二次大学梦又破灭了。
第二次高考失败后，很多人劝我不要考了，政审不会通过的，还是找个工作得了（当时嘉兴办了很多工厂，需要高中生）。我想已经努力两次，丢掉可惜了，再作最后一搏。
出于家里收入来源的考虑，我就到嘉兴食品厂做临时工，每个工作日9毛钱，主要工作是做月饼、烤面包。我比较喜欢烤面包，每一炉有时间间隙，可以看会书。工友们见我一边烤面包，一边戴着眼镜看书，就戏称“眼镜”、“书呆子”。
1979年4月，与我有同样境遇的一位考生向邓小平写了一封信，邓小平作了批示，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原文记不住了，大致意思是：父母是父母的事，不应牵连到子女。这个事情给我打了一剂强心针，毅然结束食品厂工作，全身心投入到第三次高考。

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三次高考成绩出来了，分数还不错。我找到班主任老师和教数学的老师帮助填报志愿。他们认为，我的分数报江浙一带的大学应该没问题，但考虑到政审的因素，应该选择别人不愿意去的偏远地方的大学，就让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和西南交通大学中选一个，我从小讨厌面食，知道四川有大米，就毅然决然地填报了西南交大。
接到入学通知书后，正巧我父亲也从牛棚中放出来，他用一根扁担，挑着行李，把我送到上海北站，登上181次列车踏上赴峨眉的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