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交大求学回忆录
文／吴永平 2016.4.18

（四）一个部门干到“老”
**
我是稀里糊涂选择了就读的大学，也是稀里糊涂选择了回嘉兴的工作单位。当时有三个单位要我，分别是嘉兴市政府办公室、嘉兴市计划委员会、嘉兴市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以下简称“协作办”）。我当时根本不清楚这三个部门是干什么的，合不合适我，有没有发展前途？只考虑到自己已经26周岁，到了谈婚论娶的时候，但囊中羞涩，就打听哪个部门收入多一点。最后就选择了协作部门，并一干就是30年。
当年协作办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跨省际的物资串换，引进浙江经济所需的能源原材料。浙江是个资源小省，缺煤少铁无油，大宗物资主要依赖省外调入。当时，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双轨制”阶段，协作办就与资源富集省份搞物资串换，用大米换煤炭，用橘子换钢材，用海产品换石油制品，解决了乡镇企业“烟囱冒烟”的瓶颈制约。这个部门就是“8＊9Xue潮”所指的“官倒”，游行队伍中打出的标语中就有点名。
在春节过后上班的第一天，主任让我写全系统年度总结和工作思路。我对新单位是完全陌生的，根本不知道过去的一年干了什么、新的一年该干些什么？就凭着成都厂积累的文字功底，又看了大量资料，两天后，我惴惴不安地把稿子交给主任。他看后大加赞赏，基本没改就上报下发。就这一篇小小的文章，让我成为主任眼中“有用的人”，也为仕途的发展打响了“开门炮”。
88年4月，我结婚了。新娘不是隔壁邻居的女孩，而是张老师的女儿。话说回去，那是84年春节后，第一个女朋友给我来了一封信，也许是考虑到我大学四年不易，应专业对口，学有所用，也许是考虑到两地相恋，不知何时能相聚，她提出分手。接到信后，我独自跑到远离厂区的池塘边，在草地上痛苦地躺了一下午。此后，我花了很长时间，用了很多办法，极力挽回未果。
86年春节，我回家过年，张老师的爱人让我到她家里去，就与她（现在的老婆）见面了。其实我们早就认识，是小学时的同班同学，再加上我看守张老师时对她家的关照，她对我一直抱有好感。那时，第一次恋情之伤淡化了，我也需要在家乡找个女朋友，成为我调回家乡的强链接。我俩一见面就谈的很好，休假结束前确立了恋爱关系。
我的婚礼在当时对一个穷大学生来说还是不错的。单位破例给我分了一套54平米的新房，这在成都厂是不可想象的。花了几千元钱作了装修，还配置了彩电、冰箱、洗衣机、音响，提前进入了“四化”阶段。婚礼在当时嘉兴一流的饭店办的，有20桌，最让我惊喜的是我班曾松同学正巧出差参加了婚礼。有老同学见证，使婚礼显得格外喜庆有意义。

我与四川真有缘。协作办从93年开始对口支援涪陵三峡库区移民，96年起对口帮扶四川南充、广元两市，汶川地震后又帮助青川灾后重建。我经常有机会回四川，与老同学喝喝酒、叙叙情，忆“苦”思“甜”。有一次，还与几位同学去九里新校区踢足球，看到新校区风貌和新学生风采，感到格外亲切。
我还是那在四川养成的“大事不糊涂、小事偶犯浑”的禀性。记得一天中午酒后，我与几位同事去看电影，其中一位同事为一点小事与影院工作人员发生冲突，见同事吃亏，我就带着大家动手打架，还把影院一位工作人员打伤了。第二天《南湖晚报》报道此事，还特别写到“昨天参与打人的还有一位市政府相当级别的干部”，为此，我从副科提为正科缓了一年。我曾下海经过商，在协作办下属的一家公司当总经理，因为不懂经营，还讲义气，出了一点点小亏损。这事竟成了我的“致命伤”，不知何时何地何事，我得罪了一个人，每当提拔，总有举报信相伴，甚至我报名到海拔4700米、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援藏——那曲县委副书记，都到了最后一个环节，也因一封举报信而终结。我以为我的仕途已到顶了。
时至2000年底，时来运转。省协作办需要一位能干的人，选中了我，我就上调到省政府工作，以后的路似乎顺坦多了。接下来的16年，我还是蛮拼的。曾为四任浙江省委书记出访打前站、做活动，搞服务；曾参与筹建在全国30个省份（除台湾、浙江）的浙江商会，也曾参与协作系统的所有创新之举，带出了一大批干部。

现在在杭州工作生活，我时常会想：冥冥之中，人生的轨迹是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安排着，我毕业分配是到省会城市，而自己想办法硬调回地级市，但最后的归宿还是在省会城市，既然是命运的安排，那就在杭州好好地工作，好好地生活，一直到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