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李中襄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李中襄
文／梁锦唐
李中襄，1920年毕业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西南交通大学前身）。他在西南交通大学的校史中，应该是个重量级的人物。首先，在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中，他被学校的全体学生推选为学生联合会会长，领导全校学生参加了在唐山举行的反对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签署卖国条约、抵制日货、进行平民教育等活动。同时，他代表学校参加了在天津、北京举行的学生代表大会，并提议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随后，在上海成立的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李中襄又在其下设的评议部和总务部两个部门中，当选为总务部主任。他在上海期间，还拜访了孙中山先生，在上海举行的市民大会上发表讲演，号召学生积极投身群众运动，在全国开展平民教育，以提高广大民众的文化素质。将他誉为唐山工业专门学校“五四运动”中的一名闯将，应该是名至实归。
其次，在抗日战争期间，唐山交大校园被日寇侵占，在母校搬迁和复校的过程中，李中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利用自己在政府任职中所建立的各种关系，为学校选择复校地点、争取办学经费，奔走于各个部门，功不可没。其详情在范明女士“放收顷刻亦无涯——忆交大校友李中襄”一文中已有记载，读者阅后对这位当年叱诧风云的人物会有进一步的了解。
但李中襄后来的所作所为，校史中没有任何记载，也没有对他的一生给予任何评价。究其原因，大概皆因他在从政后，一直在国民党中任要职，而1949年又到了台湾。按我们的政治标准定义，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反革命分子，对这种人，尽管他在年青时也做过一些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的事，一般我们也不宣传。而他的后半生，我们更认为是有损学校荣誉的一种耻辱，自然讳莫如深，所以人们不难理解解放后的大学生，北大学生不识傅斯年，清华学生不识梅贻琦的大有人在。今天，人们的思想观念有了转变，为我们客观地认识一个人，评价一个人的功与过创造了条件。所以，我才可能在这篇文章中把李中襄的生平呈现给读者，让关心他的校友有所了解，至于怎样评价他，那是后人的事了。
从“五四运动”中，李中襄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无所畏惧的行为，我们可以感觉出他是一个口才极好，组织能力强，非常适合从事领导工作的人才，事实也确实如此。
李中襄（1896—1958），字立侯，原籍江西南昌，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生于浙江宁波。李中襄四岁时，父亲就教其识字，望子成龙。但清末年间，科举制度废除，开始兴办学校，李中襄进入当地育德初级小学读书，育德小学校长是陈持正（陈布雷之兄）。在小学，他接受了算学等系统的基础教育，毕业后，又考入鄞县县立高小。鄞县县立高小的校长是励建候先生，他是同盟会会员，曾留学日本，这个学校的很多师生后来都参加了推翻清政府的辛亥革命。
民国元年（1912年），李中襄全家从浙江迁回江西，转入南昌心远中学读书。民国四年（1915年），李中襄考入唐山工业专门学校（西南交通大学前身）。
李中襄从大学毕业后，一度投身教育事业，曾先后任省第三中学教师和他的母校心远中学监学。
1930年，在国民党江西省代表大会上，李中襄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从此步入政界。在这次大会上，李中襄结识了陈立夫，并成为好友，他在江西先后任前敌党务处、政务处主任委员，南昌行营少将秘书，食盐火油管理局副局长等职。当时正是蒋介石对中共苏区进行围剿之时，从李中襄所任职务，我们可以感觉到在第一次国共内战中，国民党政府对李中襄的器重。
1934年，李中襄任九江市市政委员会主任，在他主政的三年期间，九江市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充分显示了他的组织能力和管理水平。
首先，李中襄在九江推行了保甲制，每十户至三十户为一甲，每十甲至二十甲为一保，保甲长由区长提名，区长由警察分区长兼任。然后，由国民党党部和商会协商，由商人们自行申报营业税，用于市政建设。
李中襄对九江的治理从码头的整顿开始，九江是长江沿岸的一个重要的港口，是江西省物流的重要集散地，每天来往的船只、旅客川流不息。码头上搬运工、人力车夫、招揽旅客的旅店、饭馆人员以及乞丐、小偷等闲杂人员鱼目混杂，治安情况极差。针对这种状况，他对人力车夫进行训练编组，每人都配发了蓝色背心，后背印有号码，乘客如有行李遗失，可以凭号码报警寻找，这种管理办法很快风行全国各大城市。
九江与湖北仅一江之隔，每到冬季，外省和本省的一些流浪者和乞丐都会到九江来讨生活，既影响市容也对商业经营产生一定影响。
1934年冬季，李中襄在九江创办了游民习艺所，将乞丐和流浪人员收容在所内，由政府提供吃、住，其费用由商户们捐赠。在游民习艺所内，这些人员被安排制作一些手工制品，原料由商家提供，产品由商家收购、销售。习艺所最多时曾收容500多人，一时，九江市区再也看不到乞丐和流浪汉。以此同时，他还建立了戒毒所，强制吸毒人员入所戒毒，这些措施使九江的治安状况和市容、市貌得到了改善。
当时，市区的生活垃圾都倾倒于长江之中，后来又倾倒于甘棠湖中，对环境造成很大污染，针对这种情况，李中襄又在九江建立了垃圾焚烧炉，统一处理市内的垃圾。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大部分地区尚未解决老百姓温饱的情况下，李中襄主政的江西九江已经开始关注生态的保护了，这种超前的理念和行为即使在今天的一些城市仍不能做到，所以我们不能不佩服李中襄的远见卓识。
李中襄主政九江期间，还对市区的饭店，旅馆进行了集中整顿，对环境卫生进行评比，对服务人员进行培训，改变了场所脏、乱、差，服务人员素质低的情况。除此之外，他还修建了从码头通往庐山的公路，改善了当地的交通状况。
1935年，国民党召开第五届全国代表会议，李中襄作为江西省代表参会。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民国政府迁都重庆，李中襄到政府任职。当时，政府成立了国民精神总动员会，（大概相当于现在的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笔者注）由蒋介石任会长，陈立夫任秘书长，李中襄被任命为主任秘书。国民精神总动员会下设工作竞赛委员会，谷正刚任主任委员，李中襄任副主任委员，竞赛委员会主要是组织各行各业开展工作竞赛，提高工作效率。从委员会人员组成名单我们可以看出，真正在其中干实事的是李中襄。后来，李中襄在自传中也提到，这个委员会的制度、章程，工作报告都出自己手，并汇编成册，下发各个行业部门，有力地推动了工作的开展。在此期间，国民党还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设置参政会。李中襄与张澜、张君劢、杭立武、史良、章士钊、左舜生、李璜、董必武、罗隆基、章伯钧等21人参加了由黄炎培主持的国民参政会，并当选为特种委员会委员（共11人）。另外10人分别为黄炎培、张伯苓、傅斯年、张君劢、褚辅成、林虎、左舜生、许孝炎和中共代表毛泽东、秦邦宪。李中襄连任四届参政会委员，历时8年半。从这个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名单，我们可以感受到李中襄校友在政府官员中的地位。
抗战期间，政府为了控制舆论，颁布了新闻检查条例。同时在军事委员会机构里设置了新闻检查局，由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任局长，副局长由潘公展担任。1940年秋，潘公展去职，李中襄被任命为新闻检查局中将副局长。
新闻检查局主要任务是负责对在重庆出版的报刊和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进行审查，主要针对的是中共出版的《新华日报》。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新华日报》刊登了介绍“皖南事变”真相的报导。但文章被新闻检查局删掉，《新华日报》在报纸上开了天窗，并刊登了周恩来同志的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以示抗议。这件事李中襄难脱干系，他在自传中也写到，由于报纸都是凌晨印刷，他的工作都是通宵达旦，有时甚至要亲自到印刷厂监督排版和印刷环节。而国民党政府将这样重要的工作交给李中襄，除了陈立夫的提携外，还有就是陈布雷的举荐（前面说过，李中襄出生于宁波，上小学时的校长是陈布雷的哥哥）。
1945年，李中襄在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委。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中襄回到家乡任江西省民政厅厅长。他到任时，全省共81个县，2600多个乡镇，每个镇都设立了乡公所，中心小学，卫生所、自卫队。政府养活了大量的公务人员，不仅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而且由于政府财政状况拮据，也导致各项事业发展缓慢，人民的生活更加贫困。
李中襄上任后，抓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精简机构。他经过调研发现，在战争中，江西人口锐减，有九个县人口不足十万，平均每个乡镇仅有6000人左右。他以两乡合一乡的原则，将全省2600多个乡镇合并为1500个乡镇，大大减轻了政府的开支。他推进的第二项工作，就是整顿警务队伍，用现在的语言讲就是反腐倡廉。过去，警察将各种罚没款私吞或私分，造成执法不严，执法不公，群众意见极大。李中襄任职后强行规定，警察必须由警官学校毕业生担任，对警察队伍减员加薪，各种罚没款必须上交省政府。仅一年时间，警员的薪饷上涨了三倍，上缴到省里的罚没款达200多万元，警员的素质有了提高，违法乱纪的现象有所遏制。
1946年冬季，李中襄率领考察团考察了赣南11个县，其中定南县自设县以来，因交通不便，从未有省里的官员去过。李中襄每到一县，都对县里的乡镇两级政权建设进行考察，调查生产情况，研究如何减轻农民的负担，促进生产的发展。从李中襄任职后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办实事的官员，这种行事的风格，应该说和他毕业于一个工科院校有直接的关系。
1949年，李中襄随国民党政府撤离到台湾，曾任国民党中央设计委员，后任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1952年3月，李中襄出任台湾立法院秘书长。国民党政府刚刚迁到台湾时，人心混乱，政府官员勾心斗角，立法院院长人选扯皮多年，造成立法院经费超支，管理极其混乱，办公条件也很差。李中襄到任后，在短期内，通过大力整顿，使立法院的工作走上了正轨。李中襄在其自传中对这一段的工作情况，也有论述。
1958年，李中襄在台湾病故，享年62岁，生前曾有《六十自述》一书出版。此书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也记录了他在“五四运动”中的一些经历，对我们全面，客观认识李中襄，了解唐山交大的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有极大的参考价值。1973年，陈立夫为此书作序，此事和陈立夫序言内容，范明女士“放收顷刻亦无涯——忆交大校友李中襄”一文中已有记载，不再赘述。
顺便提一下，西南交大校友柳克述（1924年入学，后转学北京大学政治系）的经历与李中襄颇为相似，在校学习期间，积极投身革命，参加学生运动，曾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唐山执行委员会秘书（即委员长），后赴黄埔军校任教官。1945年，柳克述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及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并任“国大代表”，1949年赴台湾，曾任“交通部”政务次长。他积极参与了台湾新竹交通大学的筹建，并出任复校委员会委员。柳克述在中国国民党党史中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在西南交大校史中也应该记录在案，我们现在不去挖掘此人的史料，恐怕留给后人去做这件事难度就更大了，甚至由于缺少信息来源，西南交大的后人们会不知道我们的校友还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
李中襄的书法手迹